【学者新论】郇庆治：重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愿景”
重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愿景”
2019~2020年的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无疑是给我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与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带来了沉重代价的灾难性事件，但也构成了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必须严肃面对并做持续深入思考的“历史痛点”或经典性案例——甚至可以说，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在内的现存科学研究与评价体系都将会随着这次疫情而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而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来说，笔者认为，这次疫情所彰显的一个突出问题或挑战，是需要重思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愿景”。
应该说，国内学界迄今为止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未来社会的“经济愿景”，无论是就来自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支撑，还是就来自对党和政府权威政策文献的理论阐释来说，都还主要是基于如下三个关键性“意象”甚或“幻象”：生产力高度发达、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和经济、美好生活。可以认为，正是这三个基本“意象”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政治正确性与大众吸引力的基石。
其一，“生产力高度发达”。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仅意指对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束缚了社会生产力潜能及其实现的理论与政治批评，还意味着对共产主义替代性社会的新的物质基础的理论与政治设定。尤其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必经之路或客观条件。因而，无论如何界定“发达”或“高度”的具体意涵，但可以确定的是，它理应远远高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准，也应高于社会主义变革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准。而对于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虽然或者像保罗•柏克特和乔纳森•休斯那样强调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性重建而将会是契合自然生态规律的，或者像戴维•佩珀、詹姆斯•奥康纳等人那样强调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同时复活了社会主义的自治传统和吸纳了新左翼社会主义的某些元素而可以是自觉遵守自然生态规律要求的，但除了比如萨拉•萨卡、爱德华多•古迪纳斯这样的极少数例外，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仍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共识性看法，至少不应比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低。在政策实践层面上，我们党或政府也一直是在如何赶超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生产力的意义上来理解与制定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比如，党的十三大所做出的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理论判断，以及党的十九大所规划的“新三步走”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其核心之点就是我国将会逐渐达到或接近于（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其二，“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和经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生产力”呈现为一种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构型，也就是一种日益“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和经济”。对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或推动的这种社会性生产力及其结构性呈现是不可逆转的，其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或进步可能性，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及其所展现出来的或支撑性的经济政治逻辑和文化意识形态，因而，需要对此进行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性改造或重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提到工人阶级及其联合体对于未来经济生产活动的直接性掌控和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需要，但并未在整体上否定这一趋势。应该说，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总体上承继了这一理论立场与思路，在激烈批评这种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与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性质的同时，强调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比如通过新型的国家及其计划）可以做到较好地驾驭这一庞大而精致复杂的生产力机器，使之满足甚至服务于生态环境善治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上的目标要求，尽管比如戴维•佩珀曾明确强调应复活社会主义的地方自主传统，而默里•布克金在晚年则将其未来绿色社会的观点概括为“自由进步的市镇主义”。在实践层面上，新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这种“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和经济”的长期趋势，其中所发生的不同阶段的地方分散化、逆城市化或乡镇工业发展都不过是一种暂时性、局部性甚或扭曲性现象（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实施的“三线建设”和“上山下乡运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强力推进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主动融入全球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主旋律。如今，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认知是，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意味着一种更加先进与发达的经济。
其三，“美好生活”。与上述两个概念性理解或“意象”相一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生活观也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并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大众生活的批评，并非只是我们过去较多强调的社会物质资源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与分配，以及由此造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劳动者的受剥削或严重（绝对或相对）贫困现象，还包括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生活和日常消费生活的诸多“异化”表现——不再是对个体鲜活生命活动与主体创造性本质的展现，而是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链条上的一个必需环节。而由此可以做出的“合理”推论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同时是物质生活富裕和个体选择自由的双重意义上的“美好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口号则是对这一理想社会生活的充满诱惑力的大众性表述，尽管现实中对它所做的阐释往往并不准确。应该承认，绝大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已经意识到“生态”对于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大众生活的限制性意蕴，因而不再是一种无节制意义上的物质选择自由或“解放”。但包括威廉•莱斯、安德烈•高兹和乌尔里希•布兰德等在内的不同时期的学者都认为，至少在少数欧美国家向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可以是一种相对和缓的过程，即人们依然可以保持或享受一种物质富足、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活。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生态意涵的认识，新中国70年来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提升或“绿化”的过程——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就明确阐述了在全社会倡导推行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及其政策举措。但绝非偶然的是，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物质生活或生活的物质消费层面的理解逐渐占据了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大众性认知的明显更高的比重或偏重，而对社会、精神与个体全面发展意义上的生活内容缺乏足够的重视。如今，学界对全社会不断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日益提高的“优质公共生态产品的需要”及其满足的理论与政策阐释，也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已然并不均衡的“美好生活”意涵结构。无论如何，物质消费色彩浓郁的“美好生活”理念及其追求——其中将关涉越来越多的自然生态元素——仍是一种不可撼动的政治正确的大众共识。
依此而言，在笔者看来，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深刻挑战的正是上述支撑着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经济愿景”的三个基本“意象”。如果我们旗帜鲜明、知行合一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哲学价值观、坚持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政治取向、坚持“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整体性目标意涵与综合性推进战略，那么就必须承认，理应深刻反思与重构的是这些主导与支撑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经济愿景”及其理念基础。
其一，经济增长追求的生态资源与环境限度挑战。完整现代经济体系意义上和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基础意义的经济增长或发展是无可置疑的，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来说，其辖区内的生态环境资源或容限都是一个大致确定的前提条件，是不能被长时期或无限制突破的。这方面的更典型实例也许不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即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而是被这次疫情影响所遮蔽了的2020年春节前后的京津冀地区。因为，后一个实例再次表明，一个特定区域的既定经济技术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存在着自然生态环境容量的“天花板”的，否则就无法真正解决像大面积城乡雾霾这样的生态环境难题。甚至可以说，一个被严重伤害而自我修复能力下降或丧失的生态环境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静养期”来恢复。而它的经济发展或政策意蕴是，我们也许不应让像京津冀或长三角这样的区域持久陷于一种严重依赖或耗费自然生态环境的低水平经济增长——比如前者的钢铁业和后者的化工业。但问题是，我们有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这种相对低水平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或者做到让这些经济重点开发区域的生态环境的“休养生息”（比如“轮产轮休”）吗？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对自然生态环境容限的尊重与遵循和自然生态的商品化资本化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与思路，至少，单凭生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渐进革新不足以正确区分与对待二者——生态环境及其构成元素完全有可能沦落为维持传统经济增长的普通要素。因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经济愿景”甚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道路而言，必须重构“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古典意象并赋予其新时代的意涵（或生态限度的感知）。
其二，现行生产与经济模式的生态风险及其管控挑战。可以说，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和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经相当清晰与深刻地阐释展示了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与经济架构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生态风险。但令人遗憾的是，17年之后的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表明，我们并没有能够从已有的理论知识和刻骨铭心的过去中吸取经验教训，而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裹挟之下，更多的人群以更加固化的方式嵌入到了这种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与经济模式，结果则是导致更大破坏性影响或代价的生态风险及其更为巨大的物质人力资源耗费。在国内层面上，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继新型城镇化、都市（圈）化之后的所谓“省会首位度”之争，从表面上看是整个区域各种形式优质资源的进一步向中心城市（城区）集中（“虹吸效应”），其背后则是愈演愈烈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过度竞争——就连山东、福建这样的所谓经济发达省区也无力维持两个以上的全国性中心城市。而事实证明，像武汉这样接近两千万人口、经济规模庞大、公共交通便捷的都市圈，且不说经济效率究竟如何，其隐含的生态环境风险及其有效管控难度是极其巨大的。尤其是，当公共卫生灾情发生后，武汉作为国家屈指可数的区域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地，并未能发挥在事先预警和有效应对上的任何优势，而只是扮演了一个感染人群大量制造与输出者的角色。因而，这次疫情中武汉及湖北地区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当然应该受到批评，但更值得反思的也许是这种日趋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与经济模式。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还应当维持这种模式保持不变甚至进一步强化它吗？至少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我们是不是需要更严肃地考虑如何实现县域、乡村经济与生活方式的真正振兴，是不是需要更多考虑去鼓励各种形式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都市化生存的替代方案。
其三，经济发展的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性挑战。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或崛起，是建立在一个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落差”和一个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发展级差”基础之上的。结果是，我国在逐渐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中心的同时，也造就了举世无双的超大规模的劳工（人员）流动，在重大节日前后则是达数十亿人次的密集交通。从单纯的经济尺度来看，这当然可以理解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机会，而对于那些流动人口来说也是提高经济收入和改善物质生活的必要途径——比如疫情缓和后最着急返回大城市和复工的正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与所谓的“低端”工作人群。但如果我们关注和讨论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或阶层的“美好生活”，那么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凸显的是，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那些源自大规模生产与经济的迅速增加的物质财富与财政资源，其实应当更多地配置到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质量和福利保障相关的行业部门，而对于流动劳工（人员）来说，那些被用于集中化生产与经济的区域（城乡）间严重失衡的物质和社会文化资源，其实应该更多地配置到面向他们当地或乡村的经济发展，而无论发挥这种配置作用的是国家还是市场。
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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